《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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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原因及预防策略

  

 

摘要:我国目前处于暴力犯罪的多发时期,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对当今社会造成重大的安全威胁。从犯罪原因来看,既有犯罪人内在人格缺陷的因素,也有社会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从犯罪特征来看,具有犯罪主体单一、侵害对象不特定、社会传染性强等特点。通过对现实发生的案件进行分析,在对我国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原因、特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探讨了此类犯罪的预防对策,以期对此类犯罪的防控有所帮助。
关键词: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挫折认识错误;犯罪预防
每个社会都会有犯罪发生,但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其面临的具体犯罪威胁也会有所差异。近年来,一系列暴力案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虽然这些案件的作案手段和侵害对象各有不同,但是存在共同的犯罪特征,因此一般将该类犯罪称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严重暴力犯罪的一种极端化类型,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刑法理论界确有必要对该类犯罪进行进一步的探究。若想有效地预防此类犯罪的频繁发生,需要从犯罪产生的原因出发并提出相应的防范措施。具体来说,就是要善于发挥基层治理的作用、加强对特定人群的关怀、重视对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完善社会矛盾解决机制、规范媒体的宣传报道等。
一、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原因分析
(一) 犯罪个体的人格缺陷
根据近些年发生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来看,行为人大都有生活不顺、内心压抑、挫折感比较突出的特点,当生活压力导致的挫败感无法排解时,行为人往往将原因归咎于他人和社会,最终选择了极端暴力行为作为报复性的回应手段。然而并不是所有遭受挫折的人都会选择走上如此极端的犯罪道路,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行为人对挫折产生原因的错误认知。现代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负面影响,社会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生活成本增加会让很多人感受到压力,甚至会产生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是指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应该拥有某种资源,未拥有或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仍无法拥有,并将该种结果归结于社会对他的剥夺,继而感觉社会的不公正[1](P151-161)。从近年已经发生的极端案例中不难发现,行为人大多具有明显的人格缺陷,比如,孤僻、猜忌心重、过于自私、思想偏激,这些人格特征使得其区别于一般的受挫折人群,也成为推动行为人走上犯罪道路的重要内因。
(二) 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从西方历史来看,当社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矛盾也会增多,尤其是当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经济发展不平衡时,对于生活遭遇挫折的人来说很容易产生失衡心理。当前,我国社会同样处于高速发展的态势,其结果可能会导致有些人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或者对社会的快速变化不适应。财富的过于集中往往意味着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衡,社会底层群众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部分心理失衡的人就将其归罪于他人和社会,这就增加了极端暴力犯罪发生的概率。例如在福建南平校园案中,郑某原来生活相对有保障,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影响下郑某选择到外地谋职,结果寻求的几份工作均不理想,再加上感情受挫,最终选择杀人泄愤。我国目前仍处在社会转型期,从根源来看,贫富差距是造成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主要原因。同时,一些其他的社会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例如,我国城乡发展不协调、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这些现象会让一些人脱离传统的生活状态,其承受的生活压力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之间就会发生冲突,相对剥夺感更容易产生,如果再加上自身人格的缺陷,极端暴力犯罪发生的风险就会增加。
(三) 矛盾解决机制不够完善
社会矛盾冲突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冲突反映了一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利益诉求,如果一味采取打压、抑制的态度和手段,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矛盾只会进一步升级和恶化,因此,我们应该正视问题,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去解决矛盾,完善现有的矛盾解决机制。关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例,从中可以发现犯罪人的一些共同特征,例如,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职业多为低收入人群、家庭生活不如意。有学者把他们的社会生活总结为“三低三少”,即“经济收入低、权力地位低、社会声望低,人际交往少、流动机会少、疏导渠道少”[2](P41-50)。这些特征进一步反映出矛盾解决中存在的问题:犯罪行为人掌握的社会资源往往有限,生活中遭遇挫折更多,在面对问题时自身维护和表达诉求的能力不足,再加上社会矛盾化解机制不够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很容易导致悲剧的发生。例如,轰动一时的“杨佳袭警案”,犯罪人杨佳因在多年前涉嫌盗窃自行车而被上海警方进行调查,对此一直心怀不满,进而产生了报复警察的念头。所以,当行为人出现了不满情绪而无法排解,再加上缺乏畅通的矛盾化解渠道,个体矛盾就很容易演变成针对社会的极端暴力犯罪。
(四) 媒体舆论的不正当宣传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行为对潜在犯罪人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在福建南平杀害学生案件发生后,在两个月内全国各地又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校园惨案,从作案对象、作案手段来看,明显受到福建南平案件的影响。犯罪分子在先前案件的启发下,对行为手段进行模仿学习,继而实施了相似的暴力犯罪,而媒体对案件的不正确报道成为犯罪的诱导性因素。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一旦发生,往往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媒体通常从自身利益出发,为了吸引眼球经常会采用夸张化的表达方式去描述案件,对于案件的细节不遗余力地进行介绍,同时还浓墨重彩地强调犯罪结果的严重程度和社会效应。这样的报道虽无不实,但是主要发挥的却是传媒的副作用,对于普通群众会造成恐慌,对于早已预谋犯罪的高危人群,其带来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具体犯罪方法的传授,这显然违背了现代传媒的目的和准则。
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特征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我国治安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3](P217-221)。关于何谓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在学界尚无统一的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相较于传统暴力犯罪类型而言,具有更多的极端化色彩。此外,虽无统一定论,但是此类犯罪却具有一些典型的特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对其特征进行梳理分析、加以把握就具有了现实价值。
(一) 犯罪主体的单一性
主体的单一性是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显著的形式特征,恐怖主义犯罪虽然并不排斥由个体来实施,但这仅仅是就实行阶段而言。从实际发生的案件来看,在前期阶段,个人往往是隶属于某一恐怖组织或是接受其遥控和领导,因而行为人深受恐怖组织和恐怖极端思想影响。相较而言,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发展进程,从犯意的产生、犯罪工具的准备、犯罪的预备、着手以及犯罪的实施都是由行为人独立来完成[4](P140-146)。在“三低三少”的生活状况下,这些人大多属于低收入人群,生活在社会底层,人际交往少,社会适应力较差。从内在因素来看,行为人心理抗压能力较低,对挫折的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当行为人无法通过自身努力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源时,相对剥夺感突出,心理就会产生失衡,就容易将遭遇的挫折归咎于他人和社会,当不满达到一定程度时,往往就会演变成极端暴力犯罪行为。
(二) 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
传统暴力犯罪针对的是特定的对象,未脱离报应性的范围。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对于挫折认识错误,加上矛盾排解机制不够顺畅,很容易心生不满,进而将挫折归咎到他人的影响和社会的不公。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往往会将矛头指向他人和社会,其侵害的对象也就具有广泛性。具体的体现就是行为人会有意无意地扩大侵害范围,对于特定对象和无辜群众进行无差别的伤害。侵害对象的不特定背后反映出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极端性。犯罪人对侵害对象的泛化选择、对结果发生的放任,让更多的人处于暴力犯罪的威胁之下,也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恐慌。例如,2001年南京汤山特大投毒案,2014年的杭州公交车纵火案,均造成多名群众生命财产重大伤亡。这与传统暴力犯罪相比主观恶性更大,反社会性的主观心态更为明显,这种行为方式突破了传统的“冤有头、债有主”的犯罪形态,表明犯罪行为人对不特定侵害对象的积极追求,体现出主观心态上的极端性。
(三) 犯罪后果的严重性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暴力性犯罪,个人极端暴力犯罪单从发生率来看危害较低,但是其造成的后果却是受害人和社会难以承受的,这比一般的暴力性犯罪更为严重。生命财产损失巨大,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成为这类犯罪的典型特点。有学者对典型案件的伤亡情况进行研究,根据对34起案件的不完全统计,34起案件造成伤亡约725人,其中,死亡398人,受伤327人,平均每起案件造成大约12人死亡和10人受伤,远远高于一般暴力犯罪案件造成的伤亡后果[5](P126-134)。例如,在长沙芙蓉区国税局爆炸案中,犯罪人事先放置炸药,再通过遥控装置选择时机将其引爆,结果造成4人死亡,十余人不同程度受伤。从另一方面来说,犯罪后果的严重性与行为人追求社会轰动效应的心理是密切相关的,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中,行为人对挫折认识错误,其主观心态往往转化为对他人和社会的不满和愤恨,当不满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通过犯罪行为爆发出来。为了最大限度地宣泄自己内心的不满与愤怒,他们希望自己的犯罪行为是公开化的,行为人也正是想通过这一点,来达到对社会造成巨大恐慌的目的。
(四) 犯罪效果的传染性
某个典型的个人极端犯罪案件发生后,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可能会迎来同类型犯罪发生的高增长态势,这表明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事件的发生不仅在客观上会造成社会恐慌,还鼓励了其他潜在犯罪人去实施相似的行为。有学者在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调查分析后得出相同的结论:“有不少犯罪人都表示曾受到其他类似案件的影响,长沙公交纵火案的犯罪人陈永森总觉得自己受湖南工友排挤,辞职去杭州后,在公交车上看到了关于杭州公交纵火案的报道,因而产生了效仿的念头。”[6](P98-101)就传染性而言,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首先,个人极端犯罪具有典型的示范效应,对于潜在的犯罪人具有极大的刺激和鼓舞作用,再加上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通过现代网络信息媒体的即时传播,就会使得潜在犯罪人群对犯罪过程和细节掌握得更加清楚。其次,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发生会给相关职能部门提供预防的方向和思路,简单来说,当一起重大的个人极端犯罪案件出现之后,负有犯罪侦查和社会安全保障的相关机构,要及时对可能发生的类似案件进行有针对性的防范,提高社会预防水平。
三、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的预防对策
对于犯罪预防而言,首先要从犯罪原因出发,采取有针对性的预防措施。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是一切优秀立法的主要目的[7](P119)。就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来说,其成因复杂,突发性强,同时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所以,必须从其犯罪原因出发,全方位地采取举措,多管齐下,综合治理。
(一) 加强对特定人群的心理关怀
在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中,行为人内在人格通常存在缺陷。因为生活不顺,他们更容易产生挫折感,再加上往往不能正视挫折、思想容易偏激,就会将境遇的不顺归因于外部环境。对于行为人的缺陷心理,我们既不能作为为其开脱的理由,也必须予以重视,力求将矛盾早发现早解决,避免造成更大的人员财产损失。因此,对特定人群的心理予以关注和疏导就显得十分必要。在心理疏导方面,国外已有一些成熟的做法。比如在美国,大部分学校都设置了专门的心理辅导岗位;在日本,政府建立了心灵创伤治疗中心,对精神遭受创伤的人进行专门治疗。此外,有不少发达国家都拥有数量不少的心理咨询和疏导协会,为各种遇到心理问题的人提供帮助。对于我国来说,首先,要完善心理疏导机制,鼓励相关民间组织的发展,保证学校、社区心理机构的精准覆盖,创新网络心理咨询服务。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立法建设,制定专门、统一的《校园安全法》,将校园安全建设纳入法治轨道[8](P1-18)。其次,要发挥现有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利用共青团、妇联、工会贴近群众、便于沟通的优势,对特殊群体的不满、矛盾及时进行心理调节。
(二) 重视对弱势群体的保障
通过观察近些年发生的案件不难发现,行为人大多处于社会底层,收入较少,文化水平不高。处于这样的经济状况下,人会变得更加敏感和自卑,更能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心理更易于产生失衡问题。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各种结构性矛盾也不断凸显,因此,对于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个体的人格特征,还要从社会角度出发加以思考。首先,要把社会公平放在重要的位置,在就业、收入、医疗等重大民生领域保证公平的落实,缩小贫富差距,确保让经济发展的成果为全民所共享。其次,要加强社会保障建设,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变化,例如,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地区发展差距拉大、人口流动加剧。在这种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就会有人落后于社会的发展步伐,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调节阶层之间的失衡状态,着力保障底层群体基本生活,织牢织密社会稳定网络[2](P49)。我国要在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加大对最低生活保障的投入,向不发达地区予以倾斜,鼓励捐助组织的发展。
(三) 完善社会矛盾的疏通解决机制
一方面,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突发性强、犯罪后果严重,对于此类犯罪更应加大预防力量投入;另一方面,行为人之所以对社会产生不满,有一部分原因是其诉求没能通过正常的社会渠道加以表达。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想要有效地预防矛盾的激化,必须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行政机关以及法检机关的作用。完善调解制度,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衔接起来。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基层组织的矛盾排查和化解功能,基层组织作用的发挥应该包括日常的交流模式、异常情况的发现与预警、特定人群的定位与疏导。在一个相对集中的生活区域中,成员之间的交流较为频繁,通过交流活动可以对异常情况予以排查。如果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进行分析调查,再对可疑群体进行排查或疏导,对于生活、工作遭遇挫折的人及时予以帮助,对于扬言欲谋不法的人要及时教育,力争将矛盾解决在基层,这也是“打早打小”思想的体现。这里需要指明的是,将矛盾争取在基层得到化解,并不在意味着遮掩矛盾,对于群众反映的合理诉求也要及时解决或反馈,重视疏导的有效性,这是使矛盾得以彻底解决的关键所在,不然矛盾只是暂时被抑制,然而实际上可能蕴藏更大的危机。
(四) 规范媒体对犯罪案件的宣传
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具有传染性,容易被社会关注。一方面,对于普通群众会造成更大的心理恐慌;另一方面,不当宣传会极大地刺激和鼓励潜在犯罪人去效仿犯罪。因此,有必要对媒体的报道进行规范和约束。对于媒体报道的规范也要从其负面效应着手,有针对性地加以规范。比如,案件发生后,媒体不能用敏感性的词汇加以报道,不能恶意夸大和渲染犯罪事实,更不能对犯罪细节做过多披露;在最终判决未决之前,既不能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信息提前报道,也不能对案件预先进行媒体审判;未经相关部门批准,不得发布庭审的音频和图像资料;在报道受害人和犯罪人的信息时,要注重对其隐私的保护,尊重犯罪人的人权。通过这些规定,以期实现媒体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的报道能够客观公正地进行,让新闻媒体既能发挥对社会大众的积极引导作用,又能够防止“媒体暴力”引发犯罪诱导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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