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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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三大命题的新贡献

  

 

摘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世界历史理论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三大基本命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了对三大命题的认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蕴和世界意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世界历史;自然历史过程
从“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是马克思创立自己学说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着眼于对现实的“人”的真切关怀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度思考,把现实的人的存在看作与世界历史发展一致的物质运动过程。马克思主义绝不会认为自己的理论是要让人膜拜的“终极真理”,绝不会为未来社会设计一劳永逸的方案,而是和时代相接触、研究时代的重大课题,从“改变世界”的初心出发,结出的深深扎根于社会实践和自然科学土壤、与人类历史进程的嬗递交相映衬的思想之果。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奠基,到列宁的开拓,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奠基的基本理论成为其后继者的指南,而后继者的创新发展又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当代,扎根实践,深刻洞察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生动地展现马克思主义的崭新体系。
一、以人民为中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旨归
马克思恩格斯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中经历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最后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实的人”。两位经典作家的思想在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转变过程中始终贯穿对人的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这条深藏于其心灵深处的“阿莉阿德尼线”。从马克思青年时代确立“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价值诉求,到莱茵报时期对林木盗窃这件使他“苦恼的疑问”发表意见和德法年鉴时期对摩塞尔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马克思始终从人的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出发,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从未落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窠臼。在马克思的早期研究中,马克思的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和对共产主义的论证都是建立在异化劳动理论基础上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了异化,人的本质发生了异化,从而产生了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制,要消灭私有制,就要进行实现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作为异化劳动理论向唯物史观过渡前夜的《神圣家族》中,虽然马克思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他已明确指出,“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P104),从而提出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作用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一作用将不断扩大的原理,充分地表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时对现实的人的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清算了他们“以前的哲学信仰”,与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划清了界限,从“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的人”[2](P153)出发,最终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现实历史的理论表述,从而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自由联合体的社会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了真实的内核。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标,强调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是抽象地谈论“人”,而是将“现实的人、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等三者相提并论,并且深刻地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社会化生产资料变成公共财产,继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P187)。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无产阶级的解放意味着人类的解放,“被剥削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P380)。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中,阶级性与人民性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意味着人民的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始终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P136),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消除了异化的社会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人的自由全面的解放奠定了制度的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人民拥护、赞成、高兴、答应作为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5](P373),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和改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统一,将根本任务与发展目标辩证统一,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统一起来,从“革命—解放”到“发展—解放”,使社会主义的本质从生产力进一步推向生产关系,实质上是使人的社会关系获得全面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强调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时代的任务明确提出,并将维护和提升人民利益作为共产党人执政的前提和历史使命。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6](P850),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明确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顺应时代要求,提出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其中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民共同富裕”[7],明确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体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命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根本价值定位,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价值旨归。其一,彰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的实现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立足于唯物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虽然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发挥人民主人翁精神;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要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这些思想充分彰显了人民群众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一方面,作为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汇聚起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磅礴之力,凝聚起最广泛的中国力量,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出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五年来的成就,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更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7]另一方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只是一个口号,不是靠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接受人民群众的最终价值评判,人民群众的幸福就成为对社会主义制度功能评价的准则。其二,提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路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始终强调和坚持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全局利益。无产阶级既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者,又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P411)。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人必然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将人民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目标和旨归,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的治国理政理念,他指出:“党的一切工作必须必须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7]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但直接清晰明确地指出当代发展的价值旨归和根本路径,而且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动力和源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全面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7]。
应当看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复杂、充满探索性的实践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奋斗、传承、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根“阿莉阿德尼线”,既找到了坚持不懈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又找到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动力支持和不竭源泉。其三,确立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具体的实践过程,需要经历从“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等三个阶段。在人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实践是决定性和根本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生动实践中,始终坚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始终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坚持人民群众的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对“物的依赖性”的否定,推动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这一目标在现阶段生动地表现为建立在长期理论和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一系列制度保障:一方面,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既坚守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的基本立场,又赋予其独具中国特色的实现方式和实践载体,譬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使人民群众能够在现实生活的生动实践中拥有表达话语的权力,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现实的、可实现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础上不断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扩大扩充通道,以期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多元路径。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保证人民有序持续深入参与日常政治生活的权利等思想,都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来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课题
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广泛而深入的发展,但两位经典作家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就以惊人的洞察力对正在急剧变化的世界历史进行考察,提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著名论断。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历程中,从生产力、分工和民族内部关系的发展趋势中,在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的作用、地位和趋势中,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基础来探讨世界历史问题:“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P162)由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化生产程度不一致,因此每个国家和民族的世界历史进程不一致。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力量,进行疯狂的殖民掠夺和全球扩张,它以强制的方式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P404),它使得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既包括物质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经济落后的国家被强行拖入世界历史进程,既带来深重的灾难,又引起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的世界交往,共产主义在经验上就成为可能。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视野里,世界历史并不是简单的历史编纂,而是各民族地域性的历史向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转变,是各民族相互交融和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是人类社会走向一体化和整体化的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的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生长起来的”帝国主义阶段,列宁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卓越才能和非凡气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方法,深刻把握“社会生活条件的异常剧烈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形成科学的帝国主义理论。基于资本主义历史逻辑的实证分析,在积极借鉴和辩证批判同时期帝国主义理论基础上,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8](P650)列宁从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即垄断出发,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必然产生“停滞和腐朽的趋向”,食利阶层大大地增长给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使得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全面反动。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寄生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它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激化,必然会向社会主义过渡。列宁进一步发现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俄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均势”局面出现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设想。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共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世界当作一个总体性的世界来看待,当作一个发展的具体的历史过程来看待。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令人瞩目的“三个世界”战略思想,认为不论是处于第一世界的美苏,还是处于中间地带的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还是第三世界的亚、非、拉丁美洲,尽管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和纷争,但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必须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处理国与国的关系。邓小平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在总结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得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战略问题”科学论断,提出“真正的不结盟”战略,为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描绘了中国式的蓝图。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际政治经济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潮流,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强调要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两制”并存的今天,国际体系深度嬗变,全球命运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共同推动人类社会步入世界历史的新时期。可以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理论逻辑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践逻辑辩证统一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7]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以天下为己任,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和生态建设等五个方面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人类命运的智慧结晶。其一,“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9](P541),是在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的基础上,全新诠释当今时代应该践行的新的平等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深恶痛绝,在“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赤裸裸的剥削、掠夺下,工人连最起码的生活资料都得不到保障,根本没有“平等”与“协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指出真正的平等是一切人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其实际内容是消灭阶级。当然,他们认为不能马上实现消灭一切阶级的平等。对当前如何处理不同阶级之间的平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7]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平等基础上的协商,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零和思维,打破民族之间的地域限制,使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的,实现各民族历史向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世界历史的伟大转折。其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9](P541),是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国际化和社会化的安全隐患分析,提出的全球性的安全观。马克思认识到,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就是资本的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对抗中前进、野蛮中获得文明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既批判“最残酷最无情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又肯定了资本主义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充当了建立新社会的助产婆,对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当前资本主义市场化和国际化带来的安全隐患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7]“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的安全观超越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野蛮行为的批判,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视野中,在应对全球风险中寻求各国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其三,“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9](P542),是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分析,提出的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的交往方式。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野中,现代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变革的产物,“不断扩大产品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交往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主要特征,而且这种交往是以对外扩张为手段的,强调对交往对象的物质和精神的奴役,“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405)。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掠夺的交往形式仍然存在,只是从“野蛮的殖民掠夺和殖民统治”变成“资本输出”“商品输出”等隐性利润攫取手段。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用“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发展观取代资本主义的“奴役式”的交往方式,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总结出的一种独具中国智慧的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出路。其四,“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9](P543),是基于马克思对各民族“精神交往”的分析,形成超越西方“普世价值”之上的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共存”的价值观。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各民族不但进行物质交往,而且进行精神交往,人们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物质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其阶级统治,必然会把自己的利益诉求、价值观念装扮成具有普世意义的思想,“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2](P180)。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发展的道路经历一个逐渐深入认识的过程,认为多样性的历史道路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除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0](P776)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到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提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人类文明交流思想,是对西方普世价值的完美剔除,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解决人类文明冲突、促进人类文明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五,“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9](P544),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思想的分析,破解生态博弈中的各种价值对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旨归。马克思将自然作为人的认识和改造的对象进行考察,从实践出发阐释了自然的社会历史属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以实践为中介的辩证统一的整体。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因此历史是自然的历史,是人们改造自然、人化自然的历史;自然是历史的自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以自然界的存在为前提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1](P998)。应当看到,人类在改造自然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异化,进而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因此,恩格斯提出“两个和解”的思想,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解”。只有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消灭了私有制和不合理的分工,人才能真正消除异化,才能真正实现“两个和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坚持环境友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7]。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历史的整体框架内把握人类生态文明的发展之道,是“现实与历史”“开放与封闭”“文明与野蛮”“东方与西方”的相互交接、相互碰撞、相互渗透,体现的是“生命与共”的发展模式,终极旨归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
马克思唯物史观用极其科学完整的历史观,将唯心主义从其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驱逐出去,产生了真正的社会科学,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石。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8](P311)与主观唯心主义将社会历史的发展归结于伟大人物的思想与意志和客观唯心主义将历史的发展看作绝对观念的发展不同,唯物史观认为,虽然历史事件似乎总的来说是由偶然性支配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发现了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从而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如马克思强调的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2](P84)在此基础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形态的理论等基本原理的制定,使得唯物主义历史观成为说明社会历史现象的有血有肉的完整的科学体系。在批判米海洛夫斯基“人类天性论”的基础上,列宁进一步论证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他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13](P8-9)没有这种观点,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当然,列宁也强调指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13](P26-27)从而科学阐明了历史发展的过程和个人活动的关系。我们在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时候,需要阐述的关键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何种程度上理解人类社会的“自然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趋向,以及这种趋向对人的主体性的选择的影响。
跳出单一研究路向的极端,马克思形成“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的辩证、合理的认识成果。其一,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具有可类比性,有其固有的“自然而然”的过程,即“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其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2](P699),在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和人的主体选择性之间,马克思的“自然历史过程”无疑着重强调的是前者;其三,人们是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剧作者”,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们“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的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它不是直线式上升,而是螺旋式上升。譬如,始于1640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历1660年的旧王朝的复辟,直到1688年资本主义形态才稳定下来。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经历近三百年时间才巩固下来。同样,在俄、中等经济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的曲折、暂时的倒退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需要确定自己对待“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可能性”的态度,并做出选择,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灾难,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历经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改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实用主义等社会思潮竞相登台,却在实践中一再碰壁。历史的曲折并没有终止中国的发展,而是激起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重新选择中国的道路,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批判的武器”,并展开“武器的批判”,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关键节点,极大地激活了中国历史上的积极因素,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实践证明,这个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国人民“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正确的选择。“中国道路”“中国方案”“中国模式”闪烁着中国智慧的光芒,在赋予其创新性的时代意义后,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比如,以人为本的人民立场,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获得的政府能力,根据时代和国情进行调适的国家治理模式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豪迈地宣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7]历史地看,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个发展过程,它或者标志人类历史的重大变化,或者标志一个民族的重大转折,包含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自然历史过程,有着充分的依据。
从历史依据来看,新时代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从社会主要矛盾来看,新时代是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认识结果;从党的历史使命来看,新时代是基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必然要求;从指导思想来看,是党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意味着”,从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和中国贡献的解决人类问题的智慧和方案等三个关键维度,生动地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用“五个时代”,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人类的更大贡献等五个重要维度,深刻地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内涵。伟大的新时代还只是开始,中国人民进行“合规律性”“合目的性”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巨大延续性必将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创新、劈波斩浪地走向光辉的未来!它不但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而且昭示着人类文明新的使命;它不仅展现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壮丽画卷,还展现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崭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期刊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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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ISSN 2095-0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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